张爱华家的客厅里,上百个外卖饭盒,堆积成山。
这些外卖的使命,是要外卖员帮确认一下,她活得怎么样。
这片位于昆明西南、即将拆迁的老楼破败不堪:楼道积满了灰尘,墙体剥落的石灰块散落满地,周边的商户早已全部搬走,俨然一个被抛弃的世界。
70多岁的张爱华是仅存的三户住户之一,自从去年摔伤股骨,加上听力几近丧失,她再也无法出门,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。这时候,两个儿子开始用叫外卖的方式,维持她的生活。
张爱华说,两个儿子都没空管他,都盼着房子赶快拆了分钱,叫外卖只是做个样子。
在她的儿子们口中,一切又是另一个说法。
张爱华的小儿子在昆明的一家健身房上班,发传单和拉客开卡,一个月工资左右,生活拮据。把母亲从废置区接过来住,房租就得多,他无法承担。
张爱华的大儿子,因为借网贷做生意失败,带着妻女前往千里之外的深圳开起来网约车。网贷他借了12万,五年期,一共得还30万,每个月0多。昆明他找不到过万收入的工作,只能选择去经济发达地区跑网约车,要赚够块,他得每天得跑20多单,没有时间去照顾老人生活起居。
事实上,张爱华的小儿子曾想过,把母亲送进养老院。但养老院,却不那么好进。
他联系过公立养老院,发现母亲根本不符合条件。那里只免费或低价接收满足低保、孤寡、失独、受政府“优待”的高龄及失能老人。对于张爱华这类老人而言,因为不符合要求,早就被拒之门外。由于价格相对较低,这类养老院常年处于“排号”状态,有些老人还没等到床位,就已经离世。
随后,他到家附近的康复中心看了看,一个月至少。这意味着,兄弟俩赡养母亲的成本要增加近一倍。当大儿子愿意咬牙支出大部分钱,带着母亲来办入住手续时,康复中心要求他们得另请护工。因为张爱华股骨摔伤了,需要护工长期看护,防止二次摔伤。支出又多了,他们无法承受。
大儿子听过,深圳南山敬老院有那种AI人工智能的护工,就是一个iPad一样的,解决掉大量护理问题。但也仅限于新闻,一切似乎都离他太遥远。
在他们看来,送外卖,是唯一能想到的赡养办法。便捷的外卖,成了他们维系最基本亲情的缓冲带,在艰难的生活里,他们可以通过和外卖员的通话,知道母亲的状态。
这种饱受争议的赡养方式,正逐渐常态化。在广东、江苏、福建等省,“老人外卖”早已司空见惯。
人们难免会问,回到没有老人外卖的时代,他们就无法生活吗?科技和互联网创新带来的成果,如果仅剩外卖这种方式,来支撑无数中国老年人最后的生命信号,这是不是令人悲哀的黑色幽默?
最年轻城市的“养老革命”
深圳,中国所有城市中最讲效率的年轻城市。“养老”这个词,很少被深圳人提起。
杨武,大学毕业后做了13年程序员。在年底,他来到了深圳开始一份完全不同以往的工作,加入腾讯医疗事业部。
此前数个月,他送走了自己的母亲。他总遗憾于母亲在弥留之际,说不出话,只能通过眼睛来和他人交流,没有质量和尊严地度过最后的生命周期。
事实上,他的母亲已经遭受“不死的癌症”类风湿性关节炎20多年。最后那几年,杨武的母亲几乎每天都坐在床上用iPad看电视剧消遣,因为骨头变形,她只能把iPad绑在自己手上看。终日被困在病床上的她,整个人像树叶一样慢慢枯萎。
年,深圳市决定做个养老实验,拿刚建好的深圳市养老护理院进行机制体制改革。杨武所在的腾讯正好参与其中。除了腾讯基金会通过深圳市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赠出万元,许多来自腾讯的程序员也志愿加入项目。
住在深圳养护院的名高龄老人们,跟杨武的母亲,以及张爱华一样,大多是失能老人。
有的老人被医院送到了这里;有的老人带着家人的照片、纸尿裤、鼻胃管、尿管或者呼吸机,住了进来;更多的老人,是家里人长期照护后,全家人都处于生理和精神的双重困境,老人护理难度大,又不适合长期住院,不得不送进来这里。
中国养老机构总床位目前有万张,但只能满足1/4失能老人的需要。很多时候,他们被社会看作一群接近人生终点的人。但是,因为各种“黑科技”的进入,他们似乎有了不一样的人生:不仅能延续生命,更能尊严而体面地生活下去。
国内养老机构普遍存在的痛点,是护工长期匮乏。养老机构的护工人员构成,基本上都是四五十岁进城务工的家政服务人员转行而来。年轻面孔,只有节假日过来的高校义工。由于老人身体风险极高,导致养老机构营收困难。这些机构的护工普遍薪资在元以下,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更少,而且流失速度很快。
因此,护工几乎都是一对多连轴转,又缺乏专业技能,难以及时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并做出应对。尤其失能老人这种对照护需求极大的群体。
明确问题症结之后,杨武想起了绑在母亲手上的iPad——可以在老人的床旁安置一个平板电脑,老人通过iPad看视频、娱乐和点餐,只要把iPad翻转过来,又可以成为养护院和护士操作、监测老人身体的管理系统。
这套监测系统,可以通过相应的感官仪器把老人每天的健康数据电子化,用数据直观地看到老人身体各个器官、指标的变化,从而及时预警。现在,这套系统已经迭代到3.0版本,老人、护工护士、养老院管理人员、老人家属,都有自己的端口,能够有效记录老人的情况,与医生、家属共享。
除了时效性和便利性,这套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突破:可以使用眼睛来发布指令。当肢体逐渐退化,眼睛往是人最后衰退的器官,即使到生命的最后时刻,使用者依然可以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这套带有黑科技属性的信息系统,可以有效缓解养老机构的人力危机。如果不考虑研发成本,一台iPad的价格相当于一名护工单月月薪,却能满足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看护需要。
腾讯的技术团队依然在对深圳养护院进行更深入的改造。年,腾讯安全平台部即视团队联合腾讯云微瓴团队和腾讯基金会,利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,为这里打造了一套具备跌倒检测、隐形护栏、火灾检测等多个AI功能的“腾讯即视智能养老监护系统”。
但个案之外,国内还有四万多家养老机构,等待被这些新技术惠及。
深圳养老护理院,科技在这里开启“养老革命”问题依然严峻,如何把科技低成本、规模化地应用于更多的公益领域,是科技行业和公益行业发展到今天共同面临的新命题。
这个命题的第一步,就是谁来为特殊人群的技术需求买单。腾讯无障碍产品联盟发起人黄希彤,就用了十几年时间尝试解决这个问题。
最早,他陷入许多公益人士都有的迷思里,和团队一起推出了QQ空间的无障碍专版、QQ农场的文字版本,但没过多久,这些专版都走向关停的宿命——互联网产品需要不断迭代,额外制作专版成本高昂,任何一个团队都支撑不起。
专版并不会从根源上解决问题,反而会带来更多的不公平。由于缺少预算,专版难以跟上普通版本的更新频率,使用无障碍专版的人,甚至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普通版本已经有了新的玩法,反而被人为的和健全人之间区别开。
挫败之后,黄希彤开始推动把障碍人群和普通用户的需求反馈放到一起,在流程里面不停的发现无障碍的问题,然后再修复、解决,这样至少能有现成的流程去迭代。也只用付出相对固定的成本,就可以确保障碍人群能获得新鲜、一致的体验。
可问题依然存在:由于没有针对无障碍人群进行版本测试的预算,很多团队即使有推动无障碍改造的需求,也只能选择放弃这一部分人群。毕竟,这样一来,成本就直接转移到了企业身上。
不过,其中一家企业反倒在承担这些成本时,找到了解决这个群体问题的路径。
年5月3日晚,中央电视台《等着我》栏目报道了一场历时十年的寻亲:“小耗子”3岁被拐,十年中孩子成长过程中容貌变化巨大,寻找孩子的难度与日俱增。
与千千万万被拐儿童的父母一样,“小耗子”的父亲桂宏正除了靠着“一张嘴两条腿”走遍全国各地不断寻找之外,几乎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找回自己的孩子。
要对容貌变化做出推测演变,大多被拐儿童父母都依靠画像师对相貌的想象。并且多是收费较低的画像师。这样一来,失败可能极高。其中操作比较靠谱一些的是,让具有相当水平的画像师,配合生物学家一起完成。但这种结合,即便是可以成行,也需要极高的支付成本,还不能规模化复制给整个群体。
人脸识别与人脸成长预测,这是一项技术活。
技术活就应该由技术里解决。在警方的被拐人员相貌数据库里,有着几百上千万份资料。但要拿这些人脸和他们父母手上的童年照片比对辨识,如果没有相应的推演技术的支持,是很难识别成功的。但由各省市警方去开发这样的技术,显然是具备极高成本的。这时候,就轮到拥有相通的底层技术持有者上场了。
优图团队使用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进行实验腾讯的AI识别技术,尤其是识图技术极强的优图实验室,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腾讯优图实验室,在计算机视觉领域有着多年的积累,其中,不断迭代的人脸检索技术,不断增强人脸识别能力,海量数据检索能力的精准度,优图实验室都超过99.99%,毫秒级时间内便可完成千万级人脸检索。这种视觉领域的底层技术,如果开放给社会,不仅会提高走失人口匹配的精准度和速度,还能大幅降低寻亲群体使用科学技术的成本。
从年初开始,腾讯优图实验室通过技术与四川警方协作。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资源投入和优化调整,进行了上千次模型训练,经历5次版本更新后,最终沉淀版本为一个具有上千层复杂结构的深度神经网络模型,跨年龄识别精度提升至近96%。
仅凭被拐儿童幼年时期的照片与海量数据库进行比对,腾讯优图帮警方圈定与走失儿童最像的5名。最后的DNA验证结果证明,多位被命中的儿童都位于腾讯优图人脸比对结果的首位,央视《等着我》节目中报道的“小耗子”就包含其中。
这仿佛一个时间折叠者,连接十余年、千百公里的时间与空间。
仅仅只是开放了一项AI技术,就可以让警方过往大海捞针式的人力摸排成为过去,更能让寻亲群体大规模、低成本地使用技术去精准快速寻亲。这给解决更多的边缘群体对科技与公益的需要,提供了可行的途径,并快速铺开。
AI降噪技术与耳蜗厂商结合,给听障群体带来质量更好价格更低的助听技术;热感应等技术,给养老院带来了“防摔倒”技术……,12月20日,腾讯科技公益互助平台正式上线,首批入驻的科技项目就多达20项。
用技术手段提升公益的效率,再将技术作为公益资源投入边缘群体,这种崭新的科技公益模式,不仅降低了边缘群体获得科技服务时的门槛,还给公益与科技行业带来了革新。首先,科技机构或技术人员,成为了公益所需要的科技服务提供者,其次,腾讯不断将自身的科技能力开放给社会,这种底层技术,给社会的各个服务边缘群体的机构与厂商的技术水平,带来了质的飞跃。
整个公益行业,就因此被“提前了20年”。
科技+公益,疗愈社会痛点
时间暂且回到12年前,年。
那一年,悲和喜都比年的新冠疫情更刻骨铭心。
这一年,也是中国志愿服务的元年。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初步统计,至少有万名志愿者参与到四川的抗震救灾中,这一数字几乎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总数的5倍。汶川地震、北京奥运,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绪,即便是视障人群,也不例外。
北京奥运会期间,一名视障人士用QQ给马化腾写了一封邮件,希望腾讯可以照顾视障人群的信息需求,让他们能够在腾讯网上第一时间奥运会的最新消息。
那时候,移动互联网还没有成型,腾讯网、新浪网、凤凰网、搜狐网并称“四大门户”,是当时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最迅捷的渠道。
最终,这封邮件被转给了负责产品设计研发的腾讯员工陈妍,希望腾讯能够在网络报道照顾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。
后来的产品研发中,腾讯邀请了视障听障等特殊的用户共同参与,以便研发团队能直接了解他们对产品的真实需求,以及平时的使用习惯。
对于众多产品研发人员来说,年的那封邮件,是一个重要起点。自那以后,将特殊人群的需求纳入产品研发的视野和框架,也成为腾讯内部众多研发团队在设计产品时